重要論述

1945年6月19日  

毛澤東主持中共七屆一中全會第一次會議。他在會上指出：參加蔣介石召開的國民大會是危險的，故我們拒絕參加。我們決定不參加，把一個問題擺在美、蔣面前，也使中間派有文章做。這次國民大會開不開得成，蔣介石下決心的時候是在十一月。不開的好處是大家不合法；開的好處是蔣介石騎虎難下，成為眾矢之的。我們的解放區(qū)人民代表會議則是穩(wěn)當的、有利無弊的。它可能向兩個方向發(fā)展，一個是向聯合政府發(fā)展，選舉一個解放區(qū)聯合會；另一個也是向聯合政府發(fā)展，但要經過一個曲折。成立解放區(qū)聯合會，這是一個重大的步驟，前途就是成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政府。

1946年6月19日  

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解放區(qū)負責人電。電報指出：觀察近日形勢，蔣介石準備大打，恐難挽回。大打后，估計六個月內外時間如我軍大勝，必可議和，如勝負相當，亦可能議和；如蔣軍大勝，則不能議和；因此，我軍必須戰(zhàn)勝蔣軍進攻，爭取和平前途。并強調：我大打必須在蔣大打之后，以示釁由彼啟。這封電報收入《毛澤東文集》第四卷。

1952年6月19日  

周恩來在全國統(tǒng)戰(zhàn)部長會議上作關于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問題的報告。報告指出：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既是我們的朋友，又是要被消滅的階級。一方面，損人利己、唯利是圖、投機取巧，是資產階級的本質，他們是要按照這個方向發(fā)展的，因此必須進行長期的斗爭，斗爭就是改造。所謂改造，在經濟上，就是要使他們的經濟發(fā)展受到限制，但又要使他們有利可圖，有適當的發(fā)展；在政治上，要吸收他們的代表參加政府，并使他們在政治上受到影響。另一方面，資產階級還有積極的進步的一面，要發(fā)揮資產階級的積極性，讓它發(fā)展有利于國計民生的經濟事業(yè)，使我們的經濟能更快地發(fā)展。所以我們和資產階級的聯合，不僅政治上有可能，經濟上也有需要。我們一定要非常堅決又非常穩(wěn)當地掌握方針政策，既要注意防止急躁地把前途當作今天要實行的政策，超越現階段的政策的“左”傾冒險情緒；又要注意防止忘掉前途，忘掉堅定的方針，盲目地只顧眼前的利益，同化于人家，在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進攻下，犯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。這篇報告節(jié)編收入《周恩來選集》下卷。

1990年6月19日 

江澤民在農村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，就農村工作和農業(yè)問題的重要性問題指出：農民問題始終是我國革命和建設的根本問題。我們需要從經濟上和政治上，從眼前和長遠，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全局，從農村工作和農業(yè)在現代化建設中的戰(zhàn)略地位，從把農業(yè)搞上去這個任務的極端艱巨性、復雜性等方面，來加深認識農村工作和農業(yè)的重要性，繼續(xù)努力打開農村工作和農業(yè)的新局面。要穩(wěn)定和完善以家庭承包為主的聯產承包責任制。所謂完善，核心是從當地實際情況出發(fā)，逐步健全統(tǒng)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，把集體經濟的優(yōu)越性和農民家庭經營的積極性都發(fā)揮出來。這篇講話收入《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》（中）。

黨史回眸

1925年

6月19日，在中共廣東區(qū)委的領導和全國總工會的公開指揮下，香港海員、電車、印務等工會首先宣布罷工，其他工會隨即響應，并成立全港工團聯合會作為統(tǒng)一領導罷工的指揮機構。此前的6月2日，廣州各界群眾舉行大規(guī)模的反帝示威游行，聲援五卅運動。為了加強對斗爭的領導，中國共產黨發(fā)動香港、沙面罷工工人選出代表，在廣州舉行罷工工人代表大會，并選舉蘇兆征、李森等13人組成省港罷工委員會。1926年10月，罷工委員會根據形勢的變化，接受共產國際遠東局關于盡快結束罷工的建議，宣布結束罷工，并取消對香港的封鎖。省港大罷工是反抗帝國主義屠殺中國人民的政治大罷工。罷工堅持16個月之久，這在中國工人運動史上是空前的，在世界工人運動史上也屬罕見。

1945年

6月19日，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七屆一中全會第一次會議。會議選舉毛澤東、朱德、劉少奇、周恩來、任弼時、陳云等十三人為中央政治局委員；選舉毛澤東、朱德、劉少奇、周恩來、任弼時為中央書記處書記；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兼中央政治局、中央書記處主席。七大產生了一個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委員會，成為具有很高威信的、能夠團結全黨的堅強的領導集體。

1997年

6月19日，由國防科技大學計算機研究所研制的“銀河—3”百億次巨型計算機系統(tǒng)，通過國家技術鑒定。

歷史瞬間

從1925年6月19日起，香港和廣州租界的20萬工人舉行罷工，聲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爭。23日，廣州和由香港回廣州的工人10萬余人舉行大游行，在沙基慘遭英、法帝國主義的鎮(zhèn)壓。圖為當時的游行隊伍。